鉴于新能源汽车的强劲需求，锂矿资源呈现短缺态势，以至于要重金争夺。

一家化名“兰亭”的电池公司采购人员对媒体透露，他看中一批碳酸锂，已经谈好价格，正准备打款，但在不到20分钟的间隙，和他洽谈的贸易商就带来“暴击”：“不好意思，宁德时代一吨加1.5万元要了。”

“兰亭”无奈退出这次竞拍，但宁德时代也谈不上“赢家”，答案很简单，它也在为锂矿资源苦苦挣扎。

加价竞拍凸显了锂矿资源的短缺。这也不难理解，锂是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的主要原材料，每一辆新能源汽车需要的锂达到约9KG，而2021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331.2万辆，同比激增181%，彪悍的需求推动锂盐价格飞速跃升，从去年年初5万元一吨一路涨到50万元，狂翻10倍之多。

一方面锂矿资源紧缺，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要利用更多锂矿资源，而且，即使拿到锂矿资源来生产电池，也有自己的生产周期。

多方催逼下，电池回收被认为是锂矿资源短缺的一大“突破口”。去年下半年以来，多家研究机构提出了“千亿风口”的行业估值，比如，东吴证券研报称，2025年、2030年和2035年，预计动力电池回收的市场空间分别达675亿元、1387亿元和2946亿元，2020年至2035年复合年增长率达18%。

“风口”之中，Princeton NuEnergy（以下简称“PNE”）创新性地将处于前沿领域的低温等离子体技术，与直接法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相结合，发挥技术优势的同时，也助力环境保护，推动低碳经济向前发展。

赛道拥挤，企业混战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市场能扩展到千亿规模，是近十年“累积”的结果。

简单来说，汽车的动力电池一般使用周期为5至8年，当电池容量衰减到六至八成，就面临“退役”，而中国从2013年开始推广新能源汽车，到现在已有近十年，首批新能源汽车电池的退役已经成为现实，仅2020年一年，我国动力电池累积退役量就达到约20万吨。


当电池退役逐渐“开闸”，加上前述“千亿风口”的诱惑，各路企业纷纷入局。长江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2021年，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新增注册企业数量达到1.07万家，整个赛道越发拥挤。

拥挤提高了电池回收行业的热度，也带来混乱。

从2018年以来，工信部累计公布三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即行业俗称的“白名单”企业，仅有共47家；而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电池回收相关企业注册资本在200万元以下的占46.5%。这意味着，目前赛道的“主力军”是小作坊式企业。

不要小看这些小作坊式企业，因为数量多、回收手段粗犷，它们“杀伤力”十足。

这一点，四川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麒感受强烈。她表示，2018年退役的动力电池总量达7.4万吨，但当年全国首批上榜的5家“白名单”企业，共计回收处理退役动力电池仅约0.5万吨，其余退役动力电池均流向非正规的回收网点。

近两年，正规网点回收到了更多退役电池，但媒体称，目前正规网点回收的份额也只有20%左右。

正规与非正规网点之间的“混战”，不只是无序竞争，也不只是因为抢夺废旧动力电池而出现价格倒挂的现象，更有非正规网点缺乏环保意识和污染处理能力等问题，环保隐患日益凸显。

可以说，只要新能源电池回收还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整个行业便难以建立正向循环，更难建立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相匹配的强势地位。

回收技术亟待提升

非正规网点的环保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动力电池回收的首要任务，乃是环保。

然而，在中国市场，从动力电池回收的技术路径来看，不管是非正规网点，还是正规网点，相关技术都亟待提升。

据媒体报道，废旧动力电池的回收主要有三种技术路径，分别是火法、湿法、物理法，我国最主流的技术路径是湿法冶炼。

一篇标题为“国内主要企业锂电池回收产能与技术工艺”的文章也显示，9家企业中，涉及湿法工艺的企业有8家，占绝大多数。

问题在于，采取湿法冶炼这一工艺来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前期需要低温焚烧，会产生空气污染，后期萃取过程需要加入酸碱，又会产生危废。

尽管在回收过程中，各家企业都会采取一定手段来降低污染，但技术路径的钳制，还是无法最大限度减少污染。正因如此，《工人日报》一语中的：“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回收标准和回收技术还比较落后。”

当然，技术路径并不局限于前述三种，经过创新，仍然能打开“新天地”。

PNE即实现了技术革新与突破，这是因为，和传统的火法、湿法等技术路径不同，PNE的新型低温等离子体直接法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采用等离子体净化技术，在保护最有价值的正极材料过程中，跳过提炼以及正极材料生产步骤，大幅缩短了回收的工艺流程，结果，其成本与湿法相比可降低40%以上，并且回收效率提升至95%以上。

更关键的，是这一技术带来的环保层面的创新。

据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EverBatt battery LCA（生命周期分析）模型，采用NMC111型号电池，回收每公斤正极材料，PNE直接法与采矿相比可降低成本44%、与酸法相比可降低39%；在降低环节污染方面，PNE与采矿相比可减少68%温室气体排放、减少69%的水使用量、和73%的能源使用量。

用技术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模式”，PNE将帮助客户实现锂电池的闭环回收经济和碳减排指标，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中长期实现“碳中和”和“碳达峰”的目标。

技术产生的能量不言自明，这也说明，更环保、更有效率的动力电池回收技术是行业“难点”所在，仍然需要合力攻关——当国内外同行投入研发，推动技术升级，成本、效率和环保问题才会得到更有效的解决，整个行业才能获得“质的飞跃”。

规范发展尤为紧迫

技术路径不断拓展之时，动力电池回收的行业格局也慢慢在塑造。

据媒体梳理，目前，在中国市场，从事动力电池回收的企业主要有四大类型，覆盖电池产业上下游。

第一类是电池材料企业，比如三元材料厂华友钴业、格林美、赣锋锂业等；第二类是电池制造企业，比如宁德时代既自己加强原料回收，还收购了电池回收企业邦普循环；第三类是汽车厂商，比如特斯拉、比亚迪等；第四类是专门做电池回收的第三方环保企业，比如顺华锂业、博萃循环等。

这些企业中，格林美、宁德时代旗下邦普循环成为国内头部厂商，它们的进击，有利于改变、重塑小作坊式企业“主打”的市场格局。

不过，仅靠企业，力量仍然不够，诚如业内人士呼吁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亟须告别野蛮生长，国家促进其规范发展尤为紧迫。

为此，《工人日报》指出：“截至目前，国内仅发布10余项国家标准、14项行业标准，需要积极推进面向各环节细分领域的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拿出统一的电池性能及价值的衡量标准。”


同时，该媒体呼吁，要“建立动力电池回收企业资质认定标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增加回收拆解方面的技术规范与要求”。

浙江某动力电池回收企业相关负责人王刚（化名）也向媒体建议，增强政策法规约束力，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欧美日等汽车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在电池回收利用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法规，要求生产者履行回收利用责任，并采取激励措施促使消费者参与回收，形成了较完善的回收利用体系，“我国应积极推进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的立法工作，加强顶层设计。”

行业标准与相关监管的落地无法一蹴而就，但可以确定的是，电池产业上下游企业、媒体和国家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整个电池回收行业走向规范化才有更多可能。

另一方面，技术也需要不断进化。PNE采用的回收技术，便解决了一个行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如何将废弃正极材料或者锂电池中含有钴、镍、锰和锂等元素的昂贵材料转化为新的正极，并充分凸显环保功能，工艺成本也较低。

正如PNE创始人、普林斯顿大学电池科学家阎超所言：“企业愿意将闲置的废电池交给我们，从我们这里收取新的正极原材料来制造新电池，比他们自己制造新电池的成本更低。”

当动力电池回收“风口”滚滚而来，一场新技术新市场竞争的“加速跑”已经拉开序幕，PNE希冀和更多同行一道在技术路径上发力创新，让退役的动力电池迎来一个更好的“归宿”，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向前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毕竟，锂矿资源短缺也好，“碳中和”和“碳达峰”的长期需求也罢，电池回收的规范发展、技术创新，都是正向加持，影响深远。

原标题：千亿新能源电池回收，一场喧嚣的“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