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就在于，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依据市场规律进行开采。一旦市场平衡，开采的频率也就比较低了。整合以后，由于国企比重大大提高，按理应当生产的计划性更强。可是，面对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政绩冲动，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快速扩能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能就扩大了很多，以至于在市场需求出现萎缩时，谁也不愿放弃市场、减少产量。自然，也就只能共度“唉河”，谁的产能大，谁的亏损多了。

钢铁、有色、船舶、工程机械、汽车，包括风电、光伏等领域，也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投资失控、效率不高、投资成本巨大所致。且其一旦建成达产，要想把产能压下来，或者转产，尤其是关闭破产，基本就没可能了。员工失业、税收、政绩等，就会将其绑得死死的，根本挣脱不开来。

也正因为如此，在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对国企进行改革，把国企带给供给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好，把僵尸企业问题解决好，就成了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问题。要知道，只要国企在供给侧的问题解决好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反之，国企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所有制企业问题的解决。

而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最根本的手段，还是改革。尤其象煤炭、钢铁、有色这样的竞争性行业，应当通过改革，先将企业交给市场，然后再由市场决定去留。而不是指望依靠地方政府的觉悟去解决国企的去留问题。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在国企的去留和去产能问题上，是不可能有很高的觉悟的。

这也意味着，供给侧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就改革谈改革，而必须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用创新思维去指导改革，将改革的重心下移，具体到每个行业、每个领域，尤其要优先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因为，目前出现的“僵尸企业”等，大多也是国有企业。不把重点放在国有企业身上，供给侧改革是很难向纵深推进的。不仅是产能过剩，包括创业、创新、增强企业活力、增加有效供应、提高供应质量和效率等，都可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在研究供给侧改革问题中，一定要将国有企业作为重点的重点、关键的关键，放在最突出位置，提出强有力的改革办法与措施，确保国企不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阻力，不给供给侧改革拖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