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量为688.7万辆、出口为67.9万辆。”

作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领域，2022年新能源汽车迎来爆发式增长，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也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整车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和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未来发展态势如何？还存在哪些瓶颈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围绕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王金照。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性“新赛道”上走在世界前列

王金照分析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从短期因素来看，全球疫情导致欧美汽车供应链不畅、生产萎缩，国外供给不足给我国出口创造了条件。

从长期因素来看，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性“新赛道”上走在世界前列。主要体现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建立起从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再到基础设施、制造装备以及回收利用等各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体系，率先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智能网联产业链条完整性更是保持全球领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庞大，而且新能源汽车产品经过迭代优化，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

“相比国外，我国内外资车企已开始具备规模和成本优势，单车制造成本比海外低，产业竞争力逐步提升。”王金照举例指出，得益于完备的产业链、人工成本和市场规模优势，每辆国内产的特斯拉Model 3成本比美国产的低22%-28%，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得益于完备的供应链产业链和较传统汽车出口大国更有优势的综合要素成本，我国正在成为外资车企（含合资）的生产基地，汽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的放开又推动外资车企实现了规模化出口。”王金照表示，外商独资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22年出口量达到27万辆，表明扩大市场开放使中国市场在跨国汽车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和贸易策略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在王金照看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已经逐渐进入到从政策驱动向政策和市场双驱动转变的阶段，未来将进入持续发展的时期。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未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还有较大增长空间。”王金照认为，全球市场空间依然较大，目前，多数国家自我国进口汽车金额占其汽车总进口金额的比例不高，我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市场潜力巨大。除了俄罗斯、南亚、东南亚国家，包括少数非洲和南美国家，多数国家进口我国汽车的比例均在10%以下，有相当多的国家在1%以下。进口汽车总额大于100亿美元的国家中，除了沙特和比利时，其他国家进口我国汽车的比例都在10%以下，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甚至不足1%。

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新增长点，根据麦肯锡等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将占汽车总销量的一半左右。王金照说，我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处于全球引领位置，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望强劲增长。

“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的空间主要来自于我国市场份额提升和汽车市场需求扩张两个方面。”王金照指出，发展中国家汽车增量空间较大，尤其是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未来GDP增速将达到5%以上，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其汽车总需求的提升能够带动我国汽车出口的提升。

王金照坦言，考虑到价格较高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提升、汽车品牌影响力和附加值逐步提高，未来出口汽车单价将显著增加。汽车大规模出口带动能力很强，根据我们测算，汽车出口每增长1个单位，可以拉动金属材料、车载电子、车用玻璃等相关产业总产出增加3.4个单位。同时，汽车产业劳动生产率高，汽车出口将为劳动要素报酬增长打开空间。比如德国、日本在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后汽车出口仍有竞争力。

“我国劳动力成本逐年攀升，其比较优势逐年下降，出口亟须由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依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可作为出口重点突破方向。”王金照表示。

新能源汽车出口须进一步解决四大问题

“尽管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形势喜人，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有待解决。”王金照说。

王金照认为，这些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我国自身角度来看，亟待构建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汽车不同于家电、纺织等传统出口产品，它更加依赖营销网络、售后服务等一套完整的配套体系来支撑，需要支持、引导、协调和规范。

第二，需要尽快解决物流不畅问题。虽然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国外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但是我国汽车滚装船运力不足，这无疑会限制汽车出口量。

第三，要前瞻性关注和重视一些贸易摩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日美“贸易战”，最典型的就是汽车。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将从2023年1月开始将向购买本土新电动车以及二手电动车的消费者分别提供7500美元、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而且美国生产的这些汽车，电池来自于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显然是为了保护美国市场。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性措施。欧盟现在出台了《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和“碳关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壁垒。不排除因我国的汽车大规模出口引发贸易摩擦，对此我们要引起关注。

第四，中国的汽车工厂在车用操作系统和高算力汽车芯片等领域依赖于国外，存在“卡脖子”风险，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国外对我国优势产业和优势产业的龙头企业，采取一些极端打压的措施，这将影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和国际化进程。

将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潜能释放出来

王金照表示，我们要顺势而为，抓住我国电动化智能化走在世界前列、RCEP等贸易协定落地带来的机遇窗口，加快完成支持政策体系，加强规范和引导，将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潜能释放出来。

第一，坚持出口和投资并重。一方面，夯实出口基础。为了避免日韩汽车走出去早期因汽车质量不佳、维修服务跟不上，而在发达国家汽车市场出现反复的情况，要引导车企战略性开发重点市场。建立配套的服务体系，甚至建立汽车“走出去”协调机制，鼓励每个市场由2—3家车企主导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夯实配套体系，精耕细作实现良性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鼓励车企根据当地市场的经营需要进行直接投资，输出汽车技术和品牌，并带动汽车零部件出口。

第二，加快补上自身短板。一方面，针对物流不畅问题，对现行铁路运输标准进行适应性修订，明确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运输安全管理规程，利用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大通道更好推动新能源汽车在欧盟、东盟和独联体国家等市场的出口。同时，支持国内航运公司发展与大规模汽车出口相匹配的滚装船运输能力。另一方面，加快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攻关和生态培育，防止新能源汽车出现“卡脖子”现象。在车用操作系统底层技术研发上进行重大科技攻关，建设我国汽车操作系统社区，通过开源开放方式，把智能网联汽车上下游企业的创新优势和知识汇聚起来，打造我国车用操作系统的根基。此外，解决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锂、钴、镍等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问题，建立新能源矿种的储备机制和相关定价机制。

第三，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要加强国际间政策法规标准的协调，推动解决汽车出口的非关税壁垒。比如针对欧盟出台的电池法规和“碳关税”政策，做好动力电池产品碳足迹管理；为使我国汽车出口认证规范化和便利化，尽快研究加入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制定实施的《1958年协定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同时，推动汽车高关税国家降低关税。

第四，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汽车“走出去”要和国内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比如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对等开放汽车消费信贷市场，促进我国汽车消费金融公司到国外经营，为我国汽车在海外市场上销售提供金融支持。

原标题：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较大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