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化解？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一方面要更多做减法，对老的存量要去库存、去产能。比如说把已有的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提的更高一点，相当于在电力行业“去库存”。

另外就是严控新项目，对传统能源，无论是煤炭、煤电还是炼油，都要慢点上，要有一个以时间换空间、优化改造消化存量的过程。

对于新能源，如风电和光伏也不能按惯性上得太快，也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练好内功的蓄力期，新建节奏一定要控制好，而且发展模式和布局思路要变，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补短板，像电力系统中优质调峰机组太少，龙头水电站、抽水蓄能和燃气调峰电站非常缺。还有用户侧响应、需求侧管理要跟上。天然气调峰储备设施也是很大的短板。把这些短板补好了，解决眼前和未来的难题就会游刃有余，就会有效化解“三弃”等问题。

总之，只要通过系统优化、对症下药的办法，逐步改变我国能源体系最安全又最保守的发展惯性模式，充分挖掘潜力、减少浪费，大幅度提高系统效率，就能让能源发展和改革真正活起来，国民经济也能从中大受益，推动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协调、创新、可持续的康庄大道。 应该说，现在能源发展的长远蓝图是很清晰的，但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径不清晰、方法不确定，而且对路径的选择也充满了争论。

个人认为，实现我国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决断和抉择。

要处理好能源结构优化的两个替代的关系

两个替代，一个是用油气来替代煤炭，第二，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两个替代我们同时在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替代已经走完了，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跨过油气时代进入一个可再生新能源的时代呢？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要打一个大问号。

天然气的发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有非常好的促进和调剂作用，应该说在发展初期两者是协同共生的，但是到后期两者又有一定竞争关系，到底谁优先、谁为主？特别是碳排放峰值达到以后，这两个替代之间会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当然，现阶段也涉及到一些相关战略规划的取舍和政策的设计。

一方面，我们不要太盲目或者太乐观的高估新能源的替代作用。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全世界也是这样，新能源的替代还有很大局限性。

简单举几个例子，目前非化石能源的主力军是核电和水电，风电、光伏是生力军、方兴未艾。水、核、风、光四种能源都只能用来发电，对电力的替代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对于交通领域用能，比如汽车、轮船、飞机等使用的液体燃料是没有替代能力的，未来只有通过电动汽车的大发展才能实行间接替代。

在化工原料方面，水、核、风、光能想替代化石能源，更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另一方面，天然气要大发展，也有自身的问题要解决。特别是在我国人均用气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低水平的供大于求，这是不太正常的，核心是由于价格机制和进口、流通体制上的问题。过去“照付不议”高价进口的天然气尚未消化掉，现在国际上低价的液化天然气又进不来，造成目前国内气价用户承受不了，所以天然气消费市场没有打开。

当然这个并不代表天然气没有生命力，也不代表今后没有很大作为，一旦体制障碍突破了，价格理顺了，天然气会有大发展。

因此，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两者不可偏废。个人觉得，在“十三五”期间和未来十年，天然气会发挥更大作用，核电和水电的供应量是基本确定的，变数不大，而风电、光伏发电在能源贡献率上还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想要大发展会受到自身短板的制约。

至于对两个替代的长远判断和选择，要充分考虑能源发展的路径锁定效应。主体能源更替、结构调整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因为能源使用的背后是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工业基础设施及产业体系更新一般需十多年甚至几十年的周期，如果新能源诞生后，相应的用能设施不能低成本地改造和适应，即使有价廉物美的新能源，也很难大规模应用。像锅炉、内燃机、电动机等，包括生活用能设施，都是跟传统能源匹配的，新能源如果跟这些设施不能很好地匹配适应，尤其是和工业用能设施匹配不了，将很难有好的发展前景。
 处理好能源集中供应大系统和未来希望发展的分布式微系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