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位新能源企业两会代表、委员发声，呼吁加大补贴力度，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从当前的1.9分提升至3分钱。

 

 

在通威集团召开的两会媒体沟通会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在谈到可再生能源附加时这样比喻道，“一个母亲在女儿五岁的时候买了条裙子给她，直到13岁还让她穿，穿不了还责怪她长得太快了。”

 

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已发至第六批，涵盖至2015年2月底前并网的电站。自2015年3月以后并网的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还未被纳入到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内。有数据测算，2017年新能源补贴需求约1200亿元，按照目前每千瓦时1.9分的征收标准，可再生能源附加费收入约690亿，预计缺口510亿元。加上此前累计到2016年底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将近600亿，所以2017年底补贴总缺口1110亿元。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建议，将可再生能源附加由现在的1.9分钱提高到3分钱左右，以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困局。

 

他提到，不少人争议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过大，导致补贴过多，并认为这种想法是有偏见的。“可再生能源补贴不是补给了可再生能源企业，而是环境成本”。

 

同样地，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也在提案中建议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由目前0.019元/千瓦时上调至0.03元/千瓦时，并保证全部电量足额征收。今年“两会”，南存辉带来了7份有关光伏的提案，除了针对破解光伏发电补贴拖欠问题，他也呼吁国家深化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工作、关于建立户用光伏标准、深化储能产业支持政策、完善绿证交易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等。

 

不过，在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会主席刘汉元看来，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曙光已经出现，补贴并不会无限扩大。

 

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报告显示，中国光伏发电更大规模应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实现平价上网、不再需要补贴，此前已建成项目的补贴将在2022年至2025年间达到峰值，补贴金额在1000亿元至1750亿元之间。

 

然而，当前中国光伏产业尚实行指标控制发电规模的管制思路，与此同时，目前也有观点提出希望将分布式光伏一并纳入指标管控范围。刘汉元认为，当前通过指标控制光伏发电规模的管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场化条件下产业的健康发展。他表示，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促使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断降低的关键因素，无论集中式还是分布式都应在条件具备时停止指标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成本下降速度将大大减缓。

 

为此他建议，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同时，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

 

曹仁贤则表示，可再生能源的补贴不足和装机规模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应用规模的持续扩大，成本就难以下降，而随着装机规模的扩大，成本也将逐步降低，补贴也会随之退坡。因此他呼吁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速度，不断扩大清洁能源的装机规模，从而推动发电成本的进一步下降，让清洁能源的使用规模尽快提升上来。“现在的补贴就是为了‘不补贴时代’能早点到来”，曹仁贤说。

 

 

此外，刘汉元还提到，当前，中国光伏产业从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电池片、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产，再到下游的光伏发电，都被全额征收各种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7%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超过20种其他税费，就连国家补贴的发电收入都还要全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

 

他提到，仅从光伏发电端看，每度电的税费已经达到1毛7分到2毛3分。“事实上，各类税费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了影响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影响其比较优势形成，导致光伏发电需要补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刘汉元对记者说。

 

另一方面，他认为目前“五险一金”缴费高企，也是企业税费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保费率超过40%，其中10个为欧洲福利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我国”，刘汉元表示，过高的企业税负和社保费率已经让企业倍感压力,而缴费基数的刚性增长带来的用人成本攀升，更是给企业的发展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