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的方法有无数种，威廉·凯姆勒，一位杀害情妇并被判处死刑的美国人，因为成为第一个被实施电刑的犯人而载入史册。而这种偶然的背后，居然是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初期，直流电和交流电两条道路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第一次电椅死刑发生在1890年。纽约的法官显然也为疾速驶来的电气时代而欢欣鼓舞，不甘被时代的列车抛下，决定用电刑来替代已被使用千百年的绞刑。此前8年，1882年，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代替瓦斯灯照亮了纽约曼哈顿的街区。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中，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直流电派与威斯汀豪斯及特斯拉组成的交流电派的争斗一直出于胶着状态，最后，交流电以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更经济的价格胜出。

发明了电灯、留声机、镍铁电池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正是推动电椅执行死刑的幕后推手。为了在斗争中占据上风，爱迪生通过各种方式攻击交流电，而交流电能电死人的特点成为恐吓公众最有利的手段。

经过媒体的渲染，用电椅执行死刑的恐惧感，的确让人们在使用交流电时忐忑不安，但最终没有阻挡交流电战胜直流电成为城市和工业电网供电的主流方式。大规模的商业应用，让交流电更适合远距离传导，且价格更低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好莱坞电影《电力之战》重现了这段历史，但导演对表现手法的迷恋毁了这部电影，可惜了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等一干明星的出色表演。这部被给予很高期待的电影票房惨败，在中国上映时只获得了几百万元的票房。其实，如果导演换个思路，把特斯拉变成主角，把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的直流交流电之争变成背景，至少在中国，我敢保证，票房会大卖。

电死杀人犯的交流电由西屋电气提供，而特斯拉此时正是西屋电气的总工程师。特斯拉，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天才，被爱迪生冷落后，在1888年投奔了威斯汀豪斯，在西屋电气，特斯拉的工作对交流电的使用和普及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特斯拉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马斯克拿下研发特斯拉汽车的公司后，“特斯拉”终于用附体电动汽车的方式穿越历史，成为比他在世时的两位大佬更响亮的名字。

爱迪生说过，谁拥有电力，谁就拥有未来。爱迪生、威斯汀豪斯、特斯拉，三位巨人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全面进入电气化时代。电灯、电动机、电报、电影、电话、电台、电视、电子计算机，作为二次能源，电的每一次应用场景的突破，都带来工业产业的重构。而特斯拉用贡献出自己名字的方式，在100多年后，参与到汽车电气化的进程中，这是电又一次在工业和生活中最新一次的侵入。同样，如同电气时代初期一样，“特斯拉”同样不可避免的卷入到激烈的争斗漩涡中。

从工厂开建到新车下线，再到车主大闹上海国际车展，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背景下，作为一家新兴的美国汽车公司，特斯拉却在中国迅猛发展，成为电动汽车领域一骑绝尘的领军者。随着电动汽车从貌似有发展潜力的小角色，到形成掀翻内燃机汽车市场的大趋势，各方心态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也让上海国际车展的这一幕不在仅仅是一件孤立的维权事件，而是牵涉到电动汽车未来发展与生存空间的决定性时刻。特斯拉维权女车主后面，传统车企、外国品牌、合资车企、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传统车产业链、电动车产业链、汽车媒体、财经媒体和自媒体……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心思，或推波助澜或煽风点火或阴阳怪气，让一起维权事件纠缠了太多的立场、太多的得失。

在事件刚发生时特斯拉中国负责人的公开表态，代表着特斯拉内部最真实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承认会有刹车失灵的任何概率的可能性。车主维权的原因是自诉刹车失灵，这和其它故障或缺陷完全不同。刹车失灵意味着随时要人命，而且如果有，那很可能就是系统性的缺陷，如果哪怕有一个坐实案例对特斯拉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把话说死，也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在美国，针对特斯拉意外加速和刹车失灵的指控从来没有间断过，作为CEO和事实上的形象代言人、公关发言人，马斯克从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发推特把这种指控称为栽赃陷害。

2020年初，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收到一份请愿书，其中包含127起特斯拉车辆“意外加速”事故的投诉，涉及123辆车和110起撞车事故，52人受伤。该请愿书认为特斯拉汽车存在意外加速隐患，请求召回50万辆特斯拉电动车。特斯拉回应，这份请愿书完全是虚假的，是空头的栽赃诋毁。今年1月8日，NHTSA公布调查结果，最终报告显示，数据表明，所有事故都源于驾驶者的误操作，而不是汽车本身的质量事故。因此特斯拉中国负责人开始的态度，实际上是特斯拉内部的“政治正确”。

据媒体报道，广州增城发生了特斯拉撞击水泥隔离墙后起火事件，车主事后说，感觉汽车和自己在抢方向盘。电动加上智能化，在驾驶体验上会和内燃机汽车有很大的不同。驾驶者会感受到似乎有另外一个司机和自己同时驾驶汽车，那么当出现事故时，把自己摘出来，归因为“另外一位司机”是十分自然的选择。在内燃机时代，驾驶员很难把事故归因为汽车质量，但电动和智能驾驶这两个新技术的使用，都容易让驾驶员把事故归因为汽车质量而非本人失误。

按照普遍的说法，机器比人聪明、比人靠谱，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是可以被车主认可的，这也是他们敢于去购买电动汽车的原因。但当机器真的接管了方向盘的时候，内心的恐惧感不是依靠产品说明书和数据证明就可以打消的。有分析文章把电动汽车的事故归结为驾驶者对汽车性能的不适应，但驾驶者把这种不适应归因为汽车的质量问题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在汽车发展史上，英国颁布的“红旗法案”常常被当作一个法律阻碍创新的笑料。因为蒸汽汽车上街导致命案，1865年英国颁发法律，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必须有3名操作人员，除司机和司炉外还有一名专职“红旗手”，其步行于车辆前方60码，手持一面红旗警示行人和马车,协助会车。此外，法律还规定了机车的时速。

要求车前60码处必须设置一人手持红旗提醒路人，现代的人们都把这个法律当作阻碍创新的案例。一项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新创新出现的时候，必须有法律来约束，没有当时的红旗法，就没有后来的道路交通规则。在关乎公民安全的问题上，政府无法永远处于鼓励创新的立场上而无视人们的担忧。

因此，一项关乎生命安全的创新，永远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特斯拉副总裁陶琳说，“这是新产品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她说对了，这个过程将无比曲折和艰难，不管他们的车是否有致命的质量缺陷，这一过程都不可能被省略。

特斯拉在不断降低价格，当客户从高收入潮流人士向工薪阶层转化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对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就应该对类似的维权案例有更加精准的预判。对于企业来说，内部的政治正确所产生的傲慢会与公众舆论产生对立。无论如何都将对企业形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国内电动车生产企业和部门来说，其实不必为特斯拉目前的窘境内心窃喜，最终特斯拉和电动汽车一起代表的是智能驾驶和自动驾驶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车要解决的是作为一个新物种，如何不被传统既得利益群体闷死的问题，如同汽车和交流电刚出现时的情景。尤其是当下，电动汽车刚在市场开始普及的关键时刻，保有量开始激增，质量问题安全问题也必然会随之激增。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电动汽车的生产商、从业者甚至华为和特斯拉其实目前依然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维权靠闹，成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企业店大欺客，在发生纠纷时只愿意付出极小代价，导致消费者最终走向非理性甚至犯法的维权道路。而闹事常可以导致事情反转，消费者因为“闹事”而最终获得高额赔偿，这种结果更加激励了事主通过闹事解决问题的倾向。因此维权陷入到一个怪圈里。

因此，我倒是希望这一次特斯拉真的坚持原则，绝不妥协，不用钱来堵事主的嘴。也希望事主通过合法的方式把官司打到底，最终通过司法裁决来判输赢。这不但是双方的名誉之战，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纯电汽车，虽然依然是汽车，但动力和操控原理的不同，智能系统对驾驶的介入和干预，都让汽车行驶的安全规则发生了改变。必须给它立新的规矩，而通过典型个案的反复博弈和法律审判则有助于这种规则的诞生。

原标题： 特斯拉：从电椅到红旗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