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碳达峰”已是热词。我国提出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不到一年，“零碳村”的概念横空出世。前段时间，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建村和丽水市庆元县黄坛村，表示已把“零碳”理念贯穿于乡村振兴工作，并在积极探索“零碳村”的乡村发展路径。“零碳村”的到来是不是太快了些？记者决定到这两个村子看看。

关于“碳”的改变

出发前，关于“零碳”的实现方法，记者急需一场科普。记者到杭州拜访吉京杭。吉京杭曾是杭州低碳科技馆馆长，2018年卸任后，依然致力于低碳的教育工作。今年以来，他到各地的开课内容有些变化，关键词由“低碳”，变成了新词汇“碳中和”和“碳达峰”。“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之后不再增长并逐步回落。“碳中和”是指通过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碳捕捉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多少就吸收多少，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英国和法国用了59年，美国43年，日本37年，而我国承诺仅用30年。吉京杭告诉记者，实现碳中和，要从减排和捕捉两方面同时入手。首先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特别减少煤炭的使用——要产生同样的热量，烧煤比烧油或者烧天然气分别多产生30%和68%的二氧化碳；多使用清洁能源，不过就发电而言，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不产生二氧化碳的发电方式，目前仍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毕竟“天热无风”“云来无光”。其次是捕捉二氧化碳。种树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式相当被动，树木生长周期长，固氮量小，效率不高。二氧化碳和玄武岩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类似碳粉末的矿物质，在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之前捕捉住，再埋起来，是更有效率的方式。中国是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是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的26.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重任，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新建村和黄坛村都曾经历过粗放发展的阶段。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余金红，从1999年起就担任村干部。新建村在舟山本岛的山坳里，青壮年外出打工，村干部工资发不出，老百姓留不住。住在村里的村民，为了生计上山砍树，“不管死掉的松树，活着的松树，都被砍掉卖钱了”。余金红说，当时还没有保护生态的意识，看着光秃秃的山，只觉得心里难受。黄坛村所在的庆元县坐落在浙闽边界，因群山阻隔，少人问津，去年才通铁路，一直“穷在山上，苦在路上”。庆元也想发展，几十年前，引进过水泥厂、造纸厂、染化厂，它们直接将工业废水排到竹口溪，导致下游的福建松溪被严重污染，省界两边一度因为这条河陷入尴尬关系。2010年，余金红带着村民代表，到“两山理论”诞生地安吉余村考察。正是冬天，清晨起来，一层白皑皑的雪盖在竹林顶上，“特别美”。余金红惊叹。回新建村的大巴上，一位村民代表忍不住站起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村也可以。”因为污染而紧张的浙闽关系也有后续。后来，庆元铁腕治污，直接关停相关企业，下游的福建松溪县送来锦旗，并建“亲水亭”，以铭记这段历史。“庆元现在有自己招商引资的负面清单，很多高耗能企业都不能进来，只对生物科技等绿色产业打开大门。”庆元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胡金焕说。现在，庆元县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今年5月，在全国“绿水青山指数”中排名第一。新建村的村民代表回到村里后，开始种果木林，改善村里环境，长三角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算出来“净零碳”

空气优质、山水秀美的乡村有不少。不过，要实现“零碳”，没那么容易。何为“零碳村”？农村地区的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运输中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以及农业生产、垃圾处理等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能够被本地生物碳汇中和。而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每个数字，都能被算出来。记者到同济大学，请教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副院长王信。他告诉记者，按照现行的国际规则，碳排放量的计算分为3种情况。范围一是围墙内的直接排放活动，包括固定能源的使用排放，移动源的排放，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排放。王信以同济大学举例，“比如，化学实验室烧酒精灯，学生食堂烧天然气做饭，澡堂烧锅炉洗澡，车辆在校园内行驶，都被涵盖在内。”王信说，“工业过程排放也属于这一范畴，即便没有能源燃烧，不同物质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分子变化产生二氧化碳。”范围二则不在地理意义上的固定围墙内产生。“比如，同济大学最大的排放是用电，虽然发电的地方是三峡水电站，或者其他烧煤的火电厂，这部分用电排放还是要算在同济大学头上。”王信说，生态环境部会公布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根据这一数据就能知道，使用1度电相应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在华东电网，大概使用1度电排放0.8公斤二氧化碳。”范围三的碳排放，既不是直接使用的能源，又不在固定范围内直接排放。“三峡的电要输配到同济大学来，电网损耗很大，同济大学虽然没使用这部分电力，但产生电力的碳排放也属于同济大学。”不过，王信也补充，这类排放还没形成特别一致的算法，与用电类似的，同济大学产生的垃圾，一部分也许内部消耗了，还有一部分运出去，到发电厂焚烧，焚烧时产生碳排放算到哪，没有明确说法。先明确碳排放归属，再谈计算方法，相对容易不少。“如果要求算得精准，需要增加传感器测排放量，更多时候按照排放因子估算即可。”王信说，比如，国际上早已有人写过学术论文，一亩稻子的排放量多少，再获得面积数据，就能算村里稻田碳排放量，虽然种植地域不同、方式不同，排放有差异，但细究这样的差异实际意义不大。再如，算某工厂一定时间内的碳排放量，去工厂调研时，问两件事，一是用了多少可以燃烧的能源，即用了多少罐天然气，或者多少度电，二是有没有工业过程的排放。按照这样的方法，王信他们给新建村算了笔账——2020年，村净排放量合计为3225吨二氧化碳当量，尚未达到“净零碳”标准。庆元县也算了笔账——根据专业第三方出具的《庆元县温室气体清单报道》，2019年，庆元的碳排放量约17.4万吨，林木碳吸收量为122.44万吨，有100万吨左右的净碳值，为“负碳”排放。


被选中的小山村

“零碳”概念很新，村民不会算碳排放量多少，村里的很多做法原本为了生态环保，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了专业人士眼中不可多得的好点子。2019年，同济大学团队和联合国人居署组织联合撰写《长三角地区“净零碳”乡村规划导则》，导则中，新建村入选“净零碳”乡村规划中国案例。新建村的大乐之野民宿，建设之初，有个“树让屋”变为“屋让树”的故事。9号楼，一棵李树的枝丫伸向二楼窗边。因为采光问题，这棵树本要被移除，但树已有百年，移除的话实在不舍。设计者转变思路，将房间侧边窗户面积扩大一倍，既保留了原有树木，也保证了采光。另外，建筑过程中，就地取材，大多使用闲置老木头，减少材料运输；整家民宿都采用双层中空玻璃，夏天室内对冷气的需求量是单层玻璃的63%；民宿还装有排风热回收机组，可以回收排到室外的空气中的能量，最大程度减少夏季或者冬季室内的冷、热源损失。


村里2号停车场正上方，有一块灰色光伏板，是特殊的“空中电站”，村里太阳能、风能丰富，结合山顶风电设备，在存量农房屋顶安装光伏设备，能为村里景观设施、电动车等提供清洁能源；南洞大溪坑穿村而过，溪坑的水来自上游水库，河道底部作了特殊处理，水沿着地形自上而下呈阶梯状，流经生态泳池、池塘、溪坑、农户，最终经污水处理站净化，再用于灌溉，以达到减缓水流流速、增加水体含氧量、美化河道景观的目的。这些，与王信他们在报告中写到的“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完善水系统循环”等原则不谋而合。半个月前，庆元县县长胡献如到省里作报告，申报庆元县成为浙江省首批试点低碳县。黄坛村是在全县范围内被选中的小山村。为什么是黄坛村？黄坛村位于庆元高速公路出入口处，交通便利。村里甜橘柚、食用菌等产业发展得红火，观光旅游随之兴起。听当地人说，黄坛是有名的“亿元村”。这也一改人们关于生态好的村子往往发展落后的刻板印象。国家电网庆元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周海波看好黄坛村，想将其打造为有示范意义的“零碳村”。关于实现“零碳”的途径，他的思路是加大清洁能源供给，推进电能替代，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黄坛村有哪些可以利用的清洁能源？周海波梳理了一张“风光水储”多能互补的清洁供能图——村子附近的5座水电站，装机容量为3.68万千瓦。安置小区内，已有部分居民家装上了屋顶光伏，黄坛村正在规划建设菇棚光伏、猪棚光伏、连片居民屋顶光伏，预计发电量约1兆瓦。接下来，该村还将结合农业观光旅游，建设微型分散式风电场，预计可发电1兆瓦以上。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零碳”不仅要尽可能使用清洁能源，也要提高用能效率。以香菇产业为例。庆元是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香菇是当地支柱产业之一。香菇需要除去水分，以火烘干的方法延续了800多年。到了冬天采摘旺季，菇农彻夜蹲守土灶，这样的方法不仅需要砍树费柴，也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近两年，菇农们改用热泵式烘干机，不烧油，不烧柴火，也节省人力，加工出来的香菇，自然卷边成圆形，伞盖内侧金黄中透着浅绿，是最上乘的香菇成色。热泵烘干香菇，每公斤电费仅为0.204元。庆元县年产食用菌9000万公斤，改用热泵烘干每年将节约木柴2.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3万吨，减排二氧化硫528吨、氮氧化物460吨。每烘干1吨香菇能节省成本投入290.4元，每年可为全县菇农节约成本1742万元。在“碳中和”的竞赛中，新建村和黄坛村似乎赢在了起跑线。不过，新建村碳排放量还没归零，黄坛村所在的庆元县发展速度仍未及浙江省平均水平。如何在保持生态效益的同时，加速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这仍是两个“优等生”亟待研究的课题。 

原标题：舟山和丽水这两个偏僻低调的小村庄，凭啥在全国率先提出“零碳村”